(转载自21财经）
过去一年多来，国内各地争相建设科学城。
2021年年初，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全面启动东湖科学城建设，提出力争当年实现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
福建省提出，以建设福厦泉科学城为核心，建设一批特色园区、创新平台和重大项目，推动沿福厦泉轴线打造科技创新走廊，辐射带动全省创新发展。
成渝在2021年12月签署《西部（重庆）科学城管委会、西部（成都）科学城管委会共同助推西部科学城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两地将发挥创新平台优势和引领示范作用，建设我国科技创新“第四极”。
更“资深”的张江科学城，在过去一年迎来了扩容。上海市发布的《张江科学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对张江科学城总体空间进行优化调整，规划面积由95平方公里扩大至约220平方公里。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在分析人士看来，各地掀起科学城建设的高潮，从全国层面来看，这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而从城市的角度来看，推动原创性基础研究的发展，有利于整合创新资源，汇聚科技人才，也将带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增强城市竞争力。
与科技园、高新区等不太一样的是，科学城更加强调原创性的科学理论研究发展，以及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为基础的原始创新能力。各地的科学城规划或定位，几乎都将科学、原始创新放在了首位。
上海张江科学城的前身是1992年成立的张江高科技园区，2017年8月，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复原则同意《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
据公开报道，张江科学城曾考虑过“科技城”的名字。上海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唐石青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从城市建设形态看，“科技城”和“科学城”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前者一定程度上是强调高科技产业集聚为主题，其原创性和基础性的东西还是外面来的，而后者则要有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这些是内生的、原创的和向外辐射为主的。
北京正在规划建设的“三城一区”，“三城”分别指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定位也都指向了原始创新、领先技术创新等。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中关村科学城打造科技创新出发地、原始创新策源地和自主创新主阵地，力争率先建成国际一流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努力打造成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聚力建设“百年科学城”；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秉承“攻关未来科技、发展未来产业、集聚未来人才”理念，加快打造全球领先技术创新高地、协同创新先行区、创新创业示范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表示，与世界先进经济体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相对不足，未来北京“三城一区”建设成果显现，将持续引领北京甚至全国原创性基础研究发展，进而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深圳也正在打造光明科学城，官方提出了五大定位：世界级大型开放原始创新策源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枢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中试验证和成果转化基地、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前沿阵地。
相比于上海、北京，深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相对薄弱，深圳各界也因此对光明科学城充满了期待。
南方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曾指出，深圳最缺少的是能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源头创新，而这种创新应该来自于基础研究。未来光明科学城将承担起这个责任。
截至当前，全国共批复了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分别为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而光明科学城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可谓处在金字塔的塔尖，被称作“科研皇冠上的明珠”。事实上，多地都曾提出争创下一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目标，而打造科学城，正是一项重要的筹码。湖北省就曾明确提出，支持东湖高新区围绕创建武汉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起点规划建设东湖科学城。
以“科学”作为核心的科学城，将大科学装置、高校、研究所等作为了首要布局的重点。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中，9大大科学装置名单首次对外公布，规划还提出至2035年建成2到3家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西部（成都）科学城分为“一核四区”功能布局，“一核”的定位为西部地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院所和大学创新平台汇集区。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规划方案中，大学城片区被划入了科学城范围。
深圳社科院巡视员陈少兵长期跟踪国际上的科学城发展，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的科学城所在城市，本身已经有很强的科技实力，通过将科技资源在空间上重新聚集、重构，获得较好的发展基础。但即便是国际上知名科学城的发展，也往往存在科研成果与产业化成果“割裂”或“偏废”的情况，这背后涉及各国科技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这也带来另一个思考，如何考核和评价科学城?
有产业领域的专家主张，对于科学城的考核要具备全局观，应该更多关注科学性指标，尤其是看未来有没有可以向外辐射的原创性成果，有没有可以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发现，而对于传统的产值、税收等区域性经济考核指标可以有所突破。
但另一方面，各地在科学城的规划中，不少会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态，科学城往往也被城市寄予打造新增长极的期待。
在张江科学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主导产业已经不断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呈现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态势。
2021年9月，湖北省发布的《东湖科学城建设发展规划》提出，将构建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价值融合创造功能区为支点的“弓箭型区域创新发展”功能布局。而按照东湖高新区“十四五”规划，光谷将依托东湖科学城建设，力争经济总量突破4000亿元。
光明科学城曾提出，建设以科研经济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园。在观察人士看来，这就像是一个集中的、有体系的、规模化的、服务具有针对性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最理想的科学城模式莫过于，原始创新有突破，同时也要有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功能溢出，带动城市、区域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
这要求在体制机制上有更好的设计。国高创投总经理、星河资本合伙人阎镜予曾撰文指出，从过去的案例看，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到产业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断裂带，转化成功率并不高。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产业化，才是产学研深度合作的链条。
阎镜予指出，除了基础科研设施之外，要实现真正的产业转化，还必须重视应用科研团队的引入，既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也包括企业科研团队，弥补鸿沟、完整链条。
从各地规划的科学城体量来看，不少达到了100平方公里级的规模，西部（成都）科学城和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规划面积更是分别达到了361.6平方公里和1198平方公里，即便是土地资源稀缺的深圳，也大手笔拿出了99平方公里。
深圳科创委一位人士此前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深圳能够一次性拿得出99平方公里的地块，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
不少科学城面临着“造城”的问题，而产城融合早已成为现代科学城建设发展的趋势，也成为各地的共识。
以深圳的光明区为例，这原来是深圳的一个后发展区，整体城市风貌和配套对比中心城区有一定的差距，基础也较为薄弱。在聚集一流科研平台的同时，主政官员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把配套设施、环境进一步完善，让顶尖人才愿意来、留得下。
光明区正在提升城市环境、增加教卫文体配套、打造人才住房体系以及打造便利的交通出行环境等各个方面着力。仅2021年秋季，光明区就一次性投入使用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附属实验高级中学等6所新改扩建学校，共新增9360个优质公办中小学学位。
张江科学城在规划之初，便确定了“一心一核、多圈多点、森林绕城”的布局结构。扩容后，则将形成“一心两核、多圈多廊”错落有致、功能复合的空间布局。其中，“多圈”指的是结合地铁站、产业节点等布局产业组团与生活组团，建设一批高端产业基地和产业社区，推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全覆盖，构建集约紧凑、功能混合的多组团式空间。
在观察人士看来，在科技创新时代，园区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科技创新需要氛围的支撑，需要各种配套，而不是到了夜间就黑漆漆一片。
日本筑波科学城就曾走过“弯路”，把重点放在科研机构的迁移上，但各种商业、文化休闲配套没有跟上，导致在建设初期，一到周末就出现“返东京潮”。直到后来，筑波科学城抓住一些契机，兴建购物中心，完善交通、文化等配套设施，才将整个城市盘活。
城市研究专家孙不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把科技“园”变为“城”，需要构造一个复杂的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既要有科技要素的聚集，还要有高质量的生活配套，包括科教文卫、娱乐设施等。一个好的创新空间，最好是能够实现职住平衡的，要让科学家、工程师们真正扎得下根，很多创新活动正是来自于高密度的人际交往。
在孙不熟看来，当科学城能够创造大量的新增就业，未来也将有望成为城市吸引人口的一个新阵地。
但他也指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打造城市生态只是其中的基础之一，还需要创新要素的集聚、创新文化的培育、创新机制的改革等多个方面。“大浪淘沙，最后取得真正成功的科学城，或许只有几个。”
